重叠的绿叶下豆荚紫黑
过熟的葡萄自动散发酒香
黄昏的暖流吹动蝉翅
没有生命愿意无声的消失
（《有声和无声》）
想采访郑敏先生的念头由来已久，然而却一直拖延着，除了工作的忙乱以外，主观上大概多少有点畏难情绪。
作为一个诗人，郑敏在40年代即出版过《诗集1942－1947》，80年代后又出版了《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还有两本与别人的合集《九叶集》、《西南联大现代诗抄》；作为一个学者，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教授，出版过论文集《英美诗及戏剧研究》、《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哲学是诗歌的近邻———结构、解构诗论》以及译著《美国当代诗选》。对于这样一个诗人兼学者的采访对象，不加倍郑重对待是不明智的。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叩响了郑敏先生在清华园的家门。
郑敏，1920年出生于北京，本姓王，父亲曾是留学法国、比利时的学生。她两岁时得了脑膜炎，病好后被过继给她的姨妈，养父是她生父的留法好友，姓郑，从此她成了郑家的独生女。
10岁之前她随养父母生活在河南的一个矿山，父亲是总工程师，家里有偌大的庭院，她缺乏玩伴，常常一个人在院子里游荡。至今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有着一个太过孤寂的童年。考虑到郑敏的教育问题，10岁那年母亲和她回到北平，她插班到一个公立小学的四年级，极不适应，后来转入一家教会学校，一切才慢慢好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她全家迁到南京，她进入中学，国文教师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欣赏郑敏的作文，她使郑敏开始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当时出版的“世界文库”给她以很多滋养，《简爱》、《冰岛渔夫》等是她最爱读的小说。
1939年她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本来她非常喜欢文学，但想到哲学自学太困难，就选择了哲学系。郑敏坦承自己不是个好学生，念哲学时她想文学，读文学时又觉得应该知道哲学。她选修、旁听了冯至先生教的歌德和闻一多先生教的楚辞、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等课程。有几门课她印象至深，一门是郑昕先生教的康德，另一门是冯友兰先生教的中国哲学史，还有两门是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冯文潜（冯至的叔叔）先生的西洋哲学史。每一个先生都像是所教那门课的思想化身，他们所传授的思想对她的为人和世界观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了她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
当时的联大非常活跃，有各种学社，似乎连空气中都充满了哲学、文学和诗，像一个大学城。跑警报时，师生们在田野里又像谈话，又像上课，有很多东西都不是在课堂里学到的。这一切都丰富了她年轻的想象力，而昆明又是如此之美，她不得不找一个美的出口抒发她的感受，于是她写起诗来。她把那些不知不觉来到的诗句写到一个自订的本子上，有一天下课后她拿给拄着文明棍、穿着大褂的冯至先生，冯先生看了她的诗稿，除了许多鼓励以外，还说了一句她永远未忘的话：“这可是一条非常寂寞的道路。”
成熟的寂寞喜爱变异的世界／我带着成熟的寂寞／走向人群，在喧嚣的存在中／听着她轻轻的呼吸／……我在口袋里揣着／成熟的寂寞／走在世界，一个托钵僧。（《成熟的寂寞》）
1943年她大学毕业到了重庆，在中央通讯社做了一名翻译，每天工作半天，工作是轻松而优裕的，后来她随中央通讯社回到南京。期间她一直写诗。1947年巴金先生让她整理自己的诗歌，收入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第十辑，书名为《诗集1942－1947》。这是她的第一本诗集，她对此事感触良多，为此常想念巴金：在那样一个炮火纷飞的年代，以巴金那著名作家的身分，却毫无私心地为一个他并不熟悉的青年诗人去编诗集，使她的早期创作留下了印痕，成为她整个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金先生对中国新诗的关心，对年轻诗人的爱护令人感动。
灵魂天天在低语／我多想屏息窃听／风在窗外的树梢上跑过／“这是秘密，这是秘密。”／我嫉妒她的密友／请他不要将她诱走／直到我被赐给／一双穿过地狱／瞧向星空的，命运的眼睛。 （《灵魂的低语》）
1948年，养父卖了一座房子换成金条送郑敏到美国留学，她进入布朗大学读英国文学硕士。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去餐馆打工，为了免费住宿和三餐又搬到青年会居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失业和无家可归的穷人，在她的记忆里，美国下层人民真是走在黄金堆里的乞丐。为了最低工资，她去珠宝厂干活，珠子的反光刺激得她终日泪流不止，以至于后来看见珠宝就恶心。当时正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头，每个中国留学生都被认为是潜藏的共产党，很受歧视。1952年她终于完成了论文，拿到了硕士学位。同时，她认识了童诗白，他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虽是学理工的，却喜欢音乐，两人有许多共同语言，有一种早已相识的感觉，三个月之后就结了婚。童诗白在纽约找到了教职，经济情况好转，他们在纽约安了家，郑敏自费学习了两年声乐，也常去美术馆看展览，填补她对西方音乐、艺术的空白。
1955年日内瓦会议后，国际环境有所松动，他们终于回到中国。开始郑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英美组工作，1961年被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新成立的外语系任教，这件事曾使她备受打击。她一心想搞科研，却不得不去教A、B、C，那种不属于她专业范围的精读、泛读的刻板教学法令她厌倦。刚回国时她从哲学的角度狂热地学习马列主义，也曾“左”过，直到文革结束。
1979年之后，整个国内空气缓和，大家都很活跃，有一天她接到唐祈的来信，约她和其他40年代在世的诗友（穆旦已去世）——西南联大的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陈敬容，到曹辛之家里见面。会面后诗友们都积极地想出版一本他们在40年代的诗，这就是后来引起不小波动的《九叶集》。郑敏认为，“朦胧诗”是40年代诗歌风格的再现，而“九叶”诗是中国新诗走到40年代的一个阶段，表现了中国新诗走到40年代时，已趋向成熟。“九叶”们的作品可以算作中国新诗创作在40年代产生的现代主义诗歌，在当时是被认为比较先锋的，后来一度被遮蔽，80年代初又被重新挖掘了出来。
从1948年到1979年，郑敏的诗歌生命沉睡了30年。1979年后，她又重新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名为《有你在我身边———诗呵，我又找到了你》。1980年，她开始重新研究美国当代诗歌，它使郑敏走出40年代对诗歌的看法和追求。她认为，二战后美国诗歌的创新之处，是它在两个层面上超出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一个是所谓的开放的形式（openform），另一个是对“无意识”（theunconscious）与创作关系的认识。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了当代诗突破40年代现代主义诗的后现代主义诗的特点。
近年来，郑敏一直研究西方当代文论，特别是70年代放射入各学科的解构理论（后结构主义）。她所感兴趣的是，如何从东方的哲学角度看德里达，她始终认为德里达最核心的理论是两个：一个是非中心论，一个是否认二元对抗。这两个理论是德里达解构西方形而上学几千年传统权威的武器，德里达在这点上发扬继承了自希腊以来就存在的和结构相对称的解构的思维。解构主义一方面反传统，另一方面恰恰是认为任何创新都必须不断地回到传统里去，重新吸取传统中遗留的财产，并把新的力量带给传统，使古老的传统获得新的生机。在这点上，一些没有真正念懂解构主义的学者，特别是某些中国的青年学者产生了误会，以为解构主义是要把一切都扫除掉，是不会保留传统的，其实这是造反派的想法，并不是解构主义的。
基于这种认识，郑敏从解构主义走到了中国传统。她最近数篇论文都集中讨论中国汉语诗的种种问题，她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诗歌和语言是不可分的，她不断呼吁语言的危机问题就是文化危机的问题，而文化危机的问题就是一个民族的素质危机的问题。她从这个角度来谈语言，已经跳出了新诗的创作问题，因此她的这几篇论文被《新华文摘》、《汉语文化》等数家刊物转载，其中一篇《语言观念必须更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获《文学评论》创刊40周年优秀论文奖。
郑敏是一个重视独立思考的诗人，哲学、诗歌、艺术于她是三位一体的，都是她生命不可缺的东西。她似乎是为了思考而活着，虽已年届77岁，但社会上任何现象都触发她思考“为什么”。她深刻体会到当年回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留在美国，她不过是生活在一个大图书馆里，永远不属于那里，创作生命也早已结束。
我想起有人自火的痛苦里／求得“虔诚”的最后的安息／我也将在“寂寞”的咬啮里／寻得“生命”最严肃的意义 （《寂寞》）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郑敏先
生，用她哲人式的自白，在这个春天的节奏里向我们走近。
 1952年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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